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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规定,财产共有制度分为共同共有制度和按份共有制度,而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虽然在法律上未有明文规定其性质,但一般按共同共有对待。但由于这种因夫妻关系成立及持续而成立及持续并随财产的变化而最终因离婚而带来的分割在现实操作中才更加有别于其他类别的共有财产制度。

本文重点在于探讨婚姻家庭实务中的一个较为棘手的法律问题即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之矛盾如何界立问题。以希望推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研究,并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问题之解决。


共同财产即共同所有,并享有共同支配、平等处分权利的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是家庭共有财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法定的财产共有权属制度。

本文现就在现实诉讼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具体案例结合新旧《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种类、情状进行分析、定性及对相关立法空白作以探讨,以希望推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研究,并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问题之解决。

由于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离婚率年年攀升,离婚财产争议的绝对数额也连年增加。2001年4月28日新修订的《婚姻法》就作出了一方婚前的财产属于个人所有的规定,这种财产权属制度无疑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和新型家庭关系的需要,有助于家庭成员个体的权益维护。但是这种立法规定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的操作问题,现就现实中已经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分别评析如下:



在新《婚姻法》生效之前夫妻关系已满8周年,在新婚姻法生效之后离婚的,其婚前财产的定性——新《婚姻法》实施前已以旧《婚姻法》规定依法取得所有权的财产是否当然得到新《婚姻法》的承认问题

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以法发(1993)32号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下称1993年解释)第6条“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以上规定确立了一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均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以4年限,最高为8年限的一种绝对婚前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财产权属制度。在这种立法之下,实践易于操作,只要在结婚已满8年限的,离婚时即可对夫妻双方共同或分别控制之下的全部财产进行分割,而不存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的争议。

但在新《婚姻法》生效之前夫妻关系已满8周年,在新婚姻法生效之后离婚的,其婚前财产应如何定性应出现了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适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而不应适用已废止失效的旧法,故应按新《婚姻法》规定,依法分割婚后所得;而不应适用8年限财产权属已转化的法律依据。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新《婚姻法》生效之前已满8年的夫妻,依当时的立法,其控制之下的财产已依法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转化是法律赋予的不以人民法院确认为条件,故现在主张离婚,其已不存在婚前财产,只存在夫妻共同财产,应进行分割。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却更符合立法的本意,因为家庭财产较大程度上是处于一种流转状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增值与损耗同在,收入与开支并存。同时这样有利于保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财产权属制度,在立法上反映了立法的新旧衔接问题,法律的指引和评价作用应得到应有的肯定,故应予以进行司法解释补充,以适应实践的需要。



关于无争议的夫妻共同、个人财产的认定——新《婚姻法》所确规定的夫妻财产所有制度体系问题

新《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几种财产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2003年解释)第十一条又对何为“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财产”予以明晰为:(1)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2)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3)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笔者认为新《婚姻法》以列明的方式明确了以上五种共同财产取得的渠道,当然对于这种五类所得应界定为法定的绝对夫妻共同财产权属制度。

同时,新《婚姻法》第十八条又以列明的方式规定了五种法定的绝对夫妻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为了弥补立法的硬性和缺陷,新《婚姻法》又以第十条规定了夫妻财产权属约定制度。同时该约定制度又延伸到债务领域,所以笔者认为综合婚姻法关于财产权属制度的规定,我国现行立法是采用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所得共有债务共担制,婚前财产所得个所有制,财产权属、债务承担允许约定制等多种财产权属所有制度共同组成的夫妻财产所有制度体系。



可是在这样一个多重标准制度下的财产分割诉讼必然在现实的操作中造成千差万别的情况。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婚前财产的界定问题

由于婚姻的形成自办理结婚登记时开始,故对此时间点之前个人已实际控制的财产进行确认,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对于此时尚未实际取得,但确定必将取得的财产权益,如何定性缺乏法律依据。

虽然2003年解释第12条规定“可为共同财产的‘知识产权收益’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但还应在此基础上借鉴并明确规定“个人婚前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权益即使在婚后取得也应视为个人财产”。这种明确即使立法上可以衔接,也使立法的弹性便于掌握以规范现实生活中案件的变化。



婚前财产的载体形态变化问题

比如:婚前货币财产在婚后进行的生活性或投资性实物转化;婚前实物的自然性或经营性增值、损耗与灭失;婚前实物财产在婚后的货币兑换;婚前财产因婚后的生活、经营行为而造成损耗、灭失或价值转化的收益等载体变化应如何界定其个人或共同之属性在现行立法中均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1993年解释第16条“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共同生活中自然毁损、消耗、灭失,离婚时一方要求以夫妻共同低偿的,不予支持”。现在有可以借鉴之处,但该解释是基于1980年婚姻法,虽未被明文废止,但直接适用显然不妥,且该条所称的“婚前个人财产”与现行法律规定不属内涵、外延相同的概念,那么此类问题也就存在立法上的空白。

2003年解释第11条“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包括:(1)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2)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3)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之规定并不能包容上列情形,也不应该包容,否则,就达不到立法上对个人财产的充分保护之目的。

笔者认为,婚前财产的货币化及货币实物化,均应明确为个人财产,否则不足鼓励合法的交易行为且有呆板之弊端。同时实物的自然损耗与增值,也应明确为个人财产,因为这其中没有人为的投入和产出的法律关系可归为孳息一类。

而婚前财产因婚后的生活消费性行为造成损耗、灭失,不应从共同财产中低偿。但因生产经营消费性行为形成的价值转化收益,且原物减耗价值的,其差价部分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原价值部分仍应视为婚前个人财产。



婚前债务与实物财产的抵减及物权与债权冲突问题

婚前个人因占有实物负有债务若干,婚后用共同财产清偿了债务,而实物已有明显升值,实践中对该债务清偿部分应从其共同财产份额内予以冲减并无争议。

但如果相对人不主张冲减其份额而主张该实物的物权并认为该实物系负债取得,而负债已由共同财产清偿,故实物已经转化为共同财产,其升值部分亦具共同财产属性。(1993年解释第18条:婚前一方购置的房屋等财物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为购置财物借款所负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出现此种争议主要是立法上冲突,事实上这也是新旧法的冲突,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已不存在婚前财产的转化问题,所以主张共同财产还债而取得共同财产所有权的观点当然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但是能不能认为凡是实物之债均认定实物及债同归个人呢?笔者认为这是立法的应当细化问题,在重新规范司法解释时,应参照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辅以考察实物与债务的关联程度及实物的性质及与当事人的依赖程度来确定处理途径。同时更有必要考察取得实物的全部充分所有权对债务清偿的依赖程度或者说可以直接依实物的全部充分所有权取得的时间是否在婚后来确定其财产属性。

2003年解释第19条“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一种根据财物流转形态对夫妻共同财产载体变更的一种科学界定。但是这种立法立场宗旨应得到更为细化的规范及延伸。笔者认为这种立法除可规范房屋一项还应能指导类似物权流转也有待于出台新的解释以指导审判实践。

具有人身属性的婚后所得应界定为个人财产问题

2003年解释第13条“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显然是出于保护军人一方利益的立场出发的。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应作修改并作以扩展性使用,即当事人一方在婚后取得的,系基于工伤、事故、失业、疾病等原因取得的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用、各类保险金及其它具有人身属性的所得均应界定为个人财产,以充分保护受损害一方的生存权益。

2003年解释第22条规定了一种附条件的个人财产取得制度如果说是一种意定的属人性个人财产制,那么因工伤、事故、失业、疾病等原因取得的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用、各类保险金就更应具有属人性,笔者认为与第19条相同应将该类财产取得进行扩展性解释和界定。也就是结合人身属性来界定财产属性。这样既便于保护人权也便于审判实践。

考察共同生活开支情况在界定夫妻共同财产时的应用问题

夫妻关系成立后,在共同生活中必然存在收入和支出的问题,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双方均不存在个人财产或个人财产较小的情况下,支出问题就失去研究的价值,但从立法上看,在界定财产属性的程序上是先析出婚前财产,还是先析出婚后财产,就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婚前、婚后财产都存在一种消耗问题,财产本身并无印记可言,况且现实中还存在频繁出现转移、隐匿财产的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应确定在缺乏婚后财产时,婚前财产应用于共同生活开支,且开支是不可逆的,不应在存在婚后财产时扣减,这是夫妻相互扶助义务的要求,但如果存在婚后财产,则应优先开支婚后财产,以确保个体权益。其次,以婚前财产在婚后购置消费性实物的损耗不应在婚后财产中扣减,但实物残值属于个人所有。再次,当事人一方为自己所需确实开支婚后财产份额较大时,如果双方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保护另一方权益。

当然这种考察不是千篇一律的,应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来确定。

特殊共同财产——夫妻共同债务问题

新《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仅就此问题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即“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双方共同清偿”。

同时,2003年解释又以对个人债务的排除细化了相关对共同债务的处理模式,但通过诉讼实践笔者发现这种立法不仅对债务(共同)债权人权利无法维护,相反还使夫妻共同债务分担中善意履债务义务一方有可能存在着被诉讼欺诈的风险。

这里笔者认为对个债务的确定除应继续明确执行1993年解释的规定以外,对共同债务的处理应当引进债权人适当参加诉讼的机制。

首先,有债权人的参与有利于确定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也有利于确定债务的种类、数额、期限及是否失诉讼时效等问题的解决。

其次,有利于在离婚诉讼中由双方对全部共同债务分担时,确立债务人和连带责任债务人并可有效防止诉讼资源的浪费。

再次,对于同时也存在共同财产实物的,为避免应当履行义务一方恶意不履行义务,甚至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故意向另一方提起诉讼并执行后,自已却早已隐慝财产导致另一方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况出现,笔者认为可以在分割共同债务时,责令各人分得财产对各人分担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以利于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最后,也可以有效防止一方虚构或以后与第三人恶意来虚构债务,侵害另一方权益的情形出现。

以上浅见仅是笔者在从事司法实践中就出现过的问题作一简单梳理,希望在交流中得到广大同仁指教和批评,并能引起立法和实践中的采纳,以有助于纠纷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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