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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南某公司被诉公司解散案代理词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7-7-6     浏览次数:    

代理词

审判长,合议庭:

安徽××律师事务所接受余环、蒋国颍委托,指派张新律师担任徐彦芝诉阜南县万乘配气有限公司(下称万乘公司)公司解散诉讼一案第三人余环、蒋国颍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根据此前的调解及座谈,结合本次庭审查明事实,就法律适用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采纳。

尽管经依法申请代亚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尽管人民法院依职权认为代亚未能提供入股证据;尽管参与诉讼各方均认同代亚股东身份;由于本代理人此前也系接受代亚委托,并由于代亚也在万乘公司实际享有利益,也为保护其利益计,请允许本代理意见也涵含代亚部分。


一、万乘公司的设立构成、背景及运营现状。

万乘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时有股东徐彦芝、蒋国颍、余环、王景梅、王敏五人,王景梅未实际投资,证据显示王敏将股份转让给徐彦芝,公司变更登记,但无证据证实其具体转让方式。徐彦芝担任公司董事长,蒋国颍、余环为公司监事。公司主营城市天然气业务,下主设一加气站。公司登记时徐彦芝占出股比例为58%,蒋国颍为21%,余环为20%,王景梅1%(干股),当时每股1万元市值。

由于项目本身需总投资为3000余万元,公司设立之后,在办理相关经营权证及其他基础设施过程中,三人(徐)(蒋)(余)陆续追加投资。公司账目及外围事务均由徐彦芝一手经办,财务制度不完善,财务开支不透明,经常为筹资纠结,余、蒋全面负责加气站及其他基建项目的建设及有关销售、安全事务。

在公司的管理运营中,三人通力合作,为扩大经营规模,早日实现盈利,又先后引进代亚(代庆才)、闫锦亮分别对项目进行投资,直至五人投资总额达千万元。在整个投资建设过程中,徐彦芝一手支配公司的财务、行管大权,经常性召开股东会,讨论吸引投资及让股东出资事务,却不将财务公开接受监督,仅会议记录就达六大本,亦不公开供股东查阅,以致矛盾日渐积多。

因矛盾冲突徐彦芝未经股东会决议而擅离职守并擅自申请公司停业。现由余蒋以监事身份代行管理职责,目前公司已获得市场运营的全套证照,并运营健康,前景良好。


二、万乘公司股东矛盾形成的起因、冲突的发展及诉讼。

公司股东矛盾演变始于2012年初时,原告徐彦芝曾多次表示:公司缺少资金,此前的经营中也存在亏损,如无资金进入,其本人不再经营,也无力经营,愿意转让股份,愿意通过股东会罢免其董事长职务。后其经常性不再主持公司工作,余环、蒋国颍、代亚均表示:其如不担任董事长,则应将公司所有印鉴、批文、证照等交出,将财务公开,进行清算,另聘人员进行管理,并可从社会上融资,将公司业务开展搞活。但徐彦芝却拒不理会。

到2012年2月11日时,原告徐彦芝再次召集股东开会,表示公司流动资金出现紧张,却不同意将账目提交公开及审计,也引起众股东的怀疑和质询。徐彦芝在此情况下威胁其将申请公司停业关门整顿,并书面表示同意被罢免董事长身份。各方因矛盾不欢而散,原因是徐彦芝的行为直接妨碍了公司及其余股东的预期利益,而停业将给公司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此后各方多次努力试图融资以有利于经营及努力化解各方观点分歧与矛盾,均因徐彦芝的拒绝和不配合而告失败,进而原告徐彦芝的拒不公开账目行为也成为各方矛盾的集中点。

同时徐彦芝又发函给蒋国颍、余环、代亚,要求转让投资(至于闫锦亮有无收到该通知,至今仍不得而知),限期内如不答复则向外转让。同时其也擅离职守,不再过问公司事务。为挽救公司及股东利益,三人分别共同回复同意收购,而徐彦芝又不再联系。

由于徐彦芝的不合作及利用职权擅自申报停业,为避免公司经营陷入瘫痪,蒋国颍、余环以监事身份召开股东会,代亚参加,通过决议全面接管公司业务经营,使公司恢复经营。而徐彦芝却使用公章向阜南县有关职能及主管部门散发数十份要求停业整顿的申请,并谎以安全隐患为借口,给公司的正常运转和社会信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于是三人为挽回影响被迫依法启用新公章以应对局面,后公司又在三人的共同合作努力之下,通过了各项安全检查,恢复了正常经营,经多方申报及组织公关强化软硬件建设,又依法取得了城市然气经营许可证件,使公司的发展再上了一个新台阶。

此后徐彦芝又向公安机关控告三人私刻公章及盗窃,均无果后,提起本公司解散诉讼,实质上这是一种公然的对公司的谋杀,对全体股东利益的谋杀。


三、万乘公司完全不符合解散的法定条件。

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及《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公司才符合解散的条件,而我们通过对原告十三组证据的分析梳理可以看出,全部证据无论是单独对待还是综合论述,均无法达成对以上条件的符合。

现本代理人直接引用该条款作为起点论述:

“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代理人认为该条第一款中前三项的表述均系以客观特征为事由,且应在能够同时得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结论时,方可以作为公司解散的法律依据。

本案中业经庭审查明,首先万乘公司不具备“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公司全体股东根据被告提供(原告提供)的一份股东会议纪要显示是2012年2月11日,当然我们认为这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原告却不提供其恶意占有的被告的证据。同时,证据还显示部分股东至今为止也多次召开股东会,而该证据亦由原告方提供。

其次万乘公司也不具备“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的情形,理由同上。

再次,该条款中第三项条文为:“公司董事长期冲突”,由于立法上未界定为股东长期冲突;由于万乘公司依公司章程仅设董事一名,故不存在“公司董事长期冲突”的情节,当然更无证据证实万乘公司出现了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情形。

最后回归到本案中,也是立法宗旨本意,衡量公司能否解散重点在于考量公司的存续是否会使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同时即便如此,也还要能呼应立法条款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了严重困难,也就是说要求二者兼具。

这就涉及到要完成两个方面的论证:

第一个方面,罗列前三项之表象,加上第四项兜底条款,演绎为“经营是否严重困难”的证据事实是否成立?

原告方就此仅提出两份证据,一份是缺乏流动资金,另一份是印章和帐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公司都可能存在流动资金多寡的问题,该问题也成为影响大多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但资金的缺乏与经营严重困难之间并不具备当然的因果关系,而仅是一个发展能力的问题。我们还认为公司只要是一直在正常的提供产品或服务,生产的流程处于持续且良性运转,日常性开支足以维持且有盈余,就完全证明其经营正常。目前业经庭审查明,加气站在正常运转,二十余人的就业岗位收支有序,市场反映良好,业绩在稳步扩大,原告去职后,公司增加了一台100万余元的运气槽车,且取得了城市天然气经营许可证件,通过了县市两级的各项安全检查,足以说明公司正在走向稳定良性发展,并继续保持前进。而印章和账薄仅是股东矛盾的表象而与经营严重困难并无本质关联。

第二个方面,原告更要证实公司的存续是否会带来股东的损失?

就此我们认为原告及与原告保持高度一致的被告及另一第三人闫锦亮,均认为公司现市值为2000万元,同时,我们也业经查明公司各投资人累计投资仅约1000万元,这个数据完全说明了公司是增值的,是无风险的,原告的一句话道破了本案起诉的心机,即其辛苦换得了公司的各项审批证照,却被罢免了董事长,在不甘心之余,才提起本案诉讼。

同时还有一个方面的事情足以推翻原告的各项主张并论证公司不解散才是对各股东及公司利益和全面保护。

由于万乘公司经营项目的特殊性,不象一般公司在设立和营运中并不存在条件限制及市场准入,而且嗣后的设立,亦不实质性影响公司的业务。本案各股东及公司在设立、立项及审批证照过程中付出了成本和对价,且类似的公司在县级区划内,法律法规亦不允许重复投资及设立,而公司的各类证件亦不能承继和转让,公司的各项实体投资亦因解散而大幅缩水和贬值,无形资产会全部流失而无法挽回,所以公司一旦解散,才真正面临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同时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亦因主体身份的灭失而被国家收回,原交纳的土地转让金也不能返还。

所以原告的行为是对被告的恶意谋杀。而公司唯有存续才是各方利益的最有力保障,而解散公司才是对各方利益的最大损害。


四、股东恶意解散公司诉讼的定义及在本案中的理解。

既然立法上赋予了10%股权以上的股东均可以解散公司作为诉讼请求,同时又赋予了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讼抗辩权,既然公司具有永久持续存在的法律人格,那么解散公司的诉讼就视同为利用法律以人为意志杀死一个公司,而抗辩者即是挽救或阻止具有恶意的谋杀。

无论立法上界定的解散条件为何,而实质上的原告则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合法利益受损作为内心起因,那么如果被告或第三人能够就此作出保证,或举证证实解散公司诉讼原由已不复存在,那么原告的主张自已不能成立。

而界定恶意诉讼的事实则应根据个案中的具体情况来判定。

在本案中,原告作为大股东,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之前均操控整个公司的经营运转,如果其主张经营困难至不能以存续为前提,那么其就是主要责任人,还是其经营中出现一些违规行为导致第三人感觉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损害才形成矛盾对立。

正是蒋国颍和余环二人行使监事职责才与其产生了纠葛,而原告不是出于公司利益的正确立场,而是恶意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之便,以掌管公司印鉴之职务便利,四处捏造事实,要求公司停业,目的不言而喻。正是由于第三人的一致反对,重新整顿了公司的各项经营,公司才走上正轨,而原告之目的也无法得逞,此事在政府各有关部门均有案可查,尔后才有了本案的诉讼。

在以上过程中,原告已构成对被告法人人格恶意谋杀的故意,我们认为原告诉讼的目的是不可告人的,是违反公司法规定和立法宗旨的。

这种行为符合股东恶意解散公司诉讼的法定特征,请合议庭予以详查,公正判决。

事实上这种恶意诉讼已给被告和第三人带来的损害,我们也将依法保留索赔的权利。


五、事实上的出资额及监事监督权与本案股东僵局的关联性。

由于法律规定公司监事可以对公司事务,对公司财务,对公司董事长依法进行监督;由于原告在担任董事长期间的种种不符合公司法行为,不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由于原告拒不公开账目、接受监事监督,不合理报销费用;由于原告动辄以离职及公司停业相胁迫。二位监事要求审定投资额,明晰股权,依法吸纳新股东,修订公司章程,完善并变更公司登记,被原告无理拒绝,才形成了本案公司股东之间的僵局。与其说这种僵局具有人身属性,倒不如说这种僵局具有法律属性,是因为二位监事正当履行对公司的应负职责而和原告不正当利用职务便利牟取利益而形成的冲突和僵局。

所以代理人认为这种僵局的打破就应以支持合法行为为理由和方式,而这种僵局的打破也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与各全体股东的利益,而原告借此理由要求解散公司是完全不负责任、不合法、不正当的,故其诉请应不予支持。

由于本案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僵局本身的存在,所以就应寻求僵局形成的根本原因以能彻底解决。在庭审调解中原告多次表述要求按58%市值分得股值而退出公司,我们认为这是本案僵局深层次的最直白反映。而浅层次的是财务账目问题,表面现象又集中在管理权的失与得。事实上我们认为本案诉讼的起源在原告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及因此而可能清查账目并引发出的对原告不利的情形。而管理与否只要有利于公司就也有利于全部股东,所以公司的解散也仅是原告不阳光的心机所致,其主观认为公司解散就不会清查出问题,或者可以中止类似程序的启动。我们认为这种设想是天真的,而公司一旦陷入解散境地的后果是可怕的。所以明晰股权才是解除本案各方争执的真正办法,让所有幻想与假想均失去空间,因为僵局的存在正成为妨碍公司运营的一个因素,改善之,势必依法和解或离散热股东而无非厘定争议及转让股权两途。

如若原告坚持58%的股份,那么蒋、余二人亦可以登记谋求41%的股份。如若原告要求的58%公司市值为对价退出来要胁蒋、余二人,那么蒋、余二人亦可以41%的公司市值要求原告的收购。显然原告的主张是无理的,如此情形,将致闫锦亮、代亚权利于何处?可见僵局的形成一方在原告,无理一方也在原告。

所以无论本案去向何处,皆应以厘定股权为唯一基础。所以本案的股东僵局与公司严重经营困难是无关的,不过是原告不良用意的口实罢了。故原告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


六、法人的拟制人格与公司的永久存续法定特征。

公司作为法人的一种,具有拟制人格,其依法设立,亦依法获得法律身份与地位,同时获得占有、使用、支配、收益财产的权利,法人具有永久存续的法定特征。

法人因股东的出资和授权成立,而又得以脱离股东形成独立人格,虽受支配于股东个人或某一议事机构,但其权利独立存在而不应受到股东个人的非法影响,同时其亦不因股东主体或身份的消灭而消灭,而股东仅得以公司法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行使相关权利。

同时立法原理上还认为在公司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其非自愿解散时,公权力机关尽可能不去强制其解散,当股东或者董事之间出现僵局时立法也认为,人民法院应尽可能通过股东离散,而非公司解散的方式来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

所以本案万乘公司没有解散的任何理由,进而徐彦芝也没有起诉解散的权利。


七、法定代表人起诉的立法缺陷及其利益受损与否的保护措施。

就立法而言,实质上目前我国的公司法是不存在法定代表人(大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法律依据的,其之所以要求10%以上股东说明立法设计上是指当小股东认为大股东操纵下的公司行为妨碍其利益,而依据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又无力左右或影响,才赋予该股东起诉解散公司的手续,达到保护利益之目的,且立法上也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而设计了离散股东作为手段和呼应,这才是公司解散的法理渊源和立法逻辑。

我们认为立法上之所以如此设定,是因为小股东在公司章程中享有的权利经常被大股东所绑架,且其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相对较小,而大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或章程中的议事规则控制公司的经营,所以实质上大股东不能享有解散公司的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本质是以杀死公司而谋求脱离为手段目的,由此可见立法原旨所在。

同时大股东的利益也与公司本身是一致的,又由于其本身又控制着公司的行为,所以立法上也认为大股东解散公司是不成立的,其完全可以公司章程对有关经营公司的分歧谋求解决,而不得以诉讼作为手段,否则将不当延伸司法界入企业管理。

也正因此本案才在诉讼程序上的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甚至是无法可依的一种滑稽局面。可称是开了先河,但是否违法就很值得考量。


八、本案诉讼程序的实质性问题。

在今天的庭审中作为被告的公司,是由原告充任的,而按照民诉法的基本理论,这将损害被告公司及第三人的利益,甚至也不符合原告的利益,此前我们就此向合议庭多次表达我方的观点,但得到的是“这仅仅是程序”的模糊回答,我们认为这将代表本案的庭审程序是违法的。

我们还认为被告公司主体身份及所委托的诉讼代表人的法律身份应由与原告持有相反诉讼主张的第三人共同充任,而与原告主张相同或类似的第三人应列入原告的法律地位之内,以在诉讼中形成有效抗辩,并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否则原被告同居一席的庭审将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被告认同的原告的主张又使法庭失去查明事实的基础,所以本案应由人民法院就此先行依法裁定后才能正式开庭启动庭审程序。

按照公司法规定及我国公司登记的现状,第三人的种类,除了登记的股东,应当作为当然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外,还应有“有关利害关系人”,我们认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范围应包括“待登记股东,隐名股东,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等。

而本案中的本公司存在至少存在两名有关利害关系人,法律规定的该类人参与诉讼的前提是该人提出申请,而股东系应由原告通知或人民法院通知。

但在本案中,代亚提出申请,却未被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而其身份是上次庭审所查明并为本案全部到庭当事人所共同认可的,所以本案的审理程序亦存在违法。

所以在今天的庭审中出现了比较滑稽的一幕,被告公司的证据原件出现在原告的手中,并由原告充任着被告的举证人择其对原告有利的部分进行举证,法庭亦无可奈何。而原告持有的该部分应由被告公司所有的证据又恰是本案应当查明的事实,该系列公司的股东会议文本计六大本,均是此前第三人作为公司监事要求查阅的标的物,但至今被原告利用职务之便占有秘而不宣,庭审中我们继续要求其全部提供于法庭以便明晰争议,但未能得到法庭的支持,我们认为这种庭审并不利于本案的审理及股东矛盾的化解。

所以本案审理的程序是严重违法的。


九、调解的法定必要性及本案中解决股东矛盾的具体方案。

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本类案件应当注重调解,以调解化解诉争,且以尽可能不解散为法定前提,同时还规定了调解的途径,一为收购,二为减资。

所以本案中的调解应以开庭前为宜,调解是开庭的前提,且以该两种方式为调解之主要手段,在无法达成一致时才能进行开庭,尔后以庭审查明之事实依法裁判。在本案中,收购是已为各方所认可,只是在收购的具体程序和环节上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可以由法庭对此确认,本着合理合法可行且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原则进行。

庭审后各方均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和意见,但我们认为原告及第三人闫锦亮提出的观点如出一辙基本无二,根本就不涉及对股东矛盾的化解,而更象是绑架我方将股东权利转让。而我方提出了三套方案基本是以化解双方矛盾为手段,以公司的继续正常运营为前提,以保护各方在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达到审定股东实际投资数额、厘定股权、修定章程、变更完善公司登记的结果。当然这也与我方的诉讼主张相呼应,但这却是对本案公司实际情况的正确分析和判断,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十、万乘公司解散的恶劣后果。

关于公司解散的后果,在此前我方的观点中均已涉及,而事实上除了我们可以预料的资产严重缩水,投资无法收回,公司所有证照作废,土地使用权被收回,二十余人失去就业之外,甚至还会延伸出一系列恶性事件,这里代理人就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本代理人认为原告徐彦芝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公司股东只因管理中的琐事发生争执应通过公司章程中的约定通过有关表决,而且公司的解散不仅会造成公司利益受损也会致全部股东的实体利益受损,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原告亦曾提出股东转让,其余股东也表示同意购买,故其亦可通过股权转让化解公司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且该公司目前经营正规,运营状况良好,并无任何困难,故应依法驳回原告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供合议庭采纳。

代理人:安徽××律师事务所

张   新 律师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安徽金睿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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